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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08-15编辑作者:K彩手机版中国史

法治经济:习近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亮点

上半年我国经济继续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率达到了10.9%,是1996年以来的*高纪录。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渐加快,至6月份累计投资的同比增速为31.3%,是自2004年6月以来投资增速*快的月份。这种高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在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高投资引起了宏观调控当局的警觉。勿庸置疑,对经济过热时刻保持警惕自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冷静地思考看待目前过快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水平。当前过快的增长难以持续经济过热的首先表现就是GDP增长率过高。在理论上,衡量经济增长过快与否以及过快程度的标准主要有两个:其一,经济增长率是否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其二,物价水平是否大幅度的上涨。就“潜在经济增长率”而言,它是指经济中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技术及各种资源所能够支撑的增长水平。因此,为了测度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据此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其基本前提就是要调查研究经济中可用的生产要素状况。可是,这样的调查研究即使是在统计制度完备的发达国家也极其费时费力,在我国则基本上不可能。尽管无法准确地测度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应该是上升的。衡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直观指标是非农就业占全部就业中的比重,这个比重越高,表明从事经济附加值较高的劳动人口就越多,从而劳动的边际产出乃至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越高。如果按照有的经济学家(如社科院经济所刘树成所长)基于历史数据得出的结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9%左右,那么目前的增长水平应该高于此,可能在10%、11%甚至12%左右。据此,上半年10.9%的经济增长率似乎就没有值得过分担忧了。将物价指标反映经济增长水平似乎更加客观。标准的宏观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物价水平由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的。如果总需求增长快于总供给,则物价水平上升、甚至发生螺旋式的通货膨胀,经济呈现相对过热状态;反之,如果总需求增长慢于总供给,则物价总水平趋缓、甚至出现通货紧缩,此时经济呈现相对萧条阶段,通俗地说,就是“产能过剩”。从目前各类物价水平看,上半年CPI只增长1.5%,其中主要是鲜果和新鲜蔬菜(同比增速13.5%)价格上涨过快;PPI增速达到了3.5%,其中主要是石油价格持续、高速上涨,而其他资源、如煤炭、电力等的价格已经明显回落;截至5月份,原材料价格指数增长率达到了5.5%,但也是同石油尤其是有色金属价格的持续高速上涨有关,而石油、有色金属的价格又主要受国际商品市场非理性炒作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就调控当局担忧的资产价格而言,全国房地产价格的增速已经在逐步回落,即使有部分城市的房价涨幅较高,多起因于近期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调整政策,如90平米住房的供给须占到70%以上,这种上涨基本上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所以,从目前我国的物价水平看,目前的经济过热恐怕是难以持续的。如何看待当前的投资水平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过热的*重要表现就是投资水平过高,在中国以投资维持经济增长的经济体中,则更是如此。然而,衡量投资水平是否“过高”,除了要看物价水平之外,还得看另外两个标准:其一是投资增长是否超过了支撑投资的经济资源,其二是投资的效率。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可以知道,储蓄与投资之差等于出口和进口之差。如果投资高于储蓄,则意味着国内的经济资源无法支撑国内的投资,因而需要通过贸易逆差来获得国外的资源;反之,如果投资低于储蓄,则意味着国内的经济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从而在经常项目上出现贸易顺差。中国的经济现实反映了后一种情况:自1990年以来,除了1993年因人民币汇改导致的冲击之外,在16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投资率一直低于储蓄率(国民储蓄与GDP之比)。相应地,我国的出口一直大于进口。这种投资率长期小于储蓄率和出口长期高于进口的状况说明,我国经济一直处在“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存的状况。2005年我国储蓄率为47.9%,投资率为43.3%,后者低于前者达4.6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内部失衡乃至外部失衡*为严重的年份。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出现投资率低于储蓄率的情况,一方面有其深刻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例如人口结构变化、工业化初期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以及各种福利制度改革等;另一方面,也切实地反映了我国的经济资源没有用于尚不发达的国内经济,而是被用于那些已经处于发达阶段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非要说中国的投资率高,那么,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投资还没有高到能够吸纳国内经济资源即国内储蓄的地步。除了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的角度来认识“高”投资外,还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投资效率。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种生产要素如资本发生了过度的投入,则必然会导致该种要素的边际产出发生较快的递减。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投入只能获得越来越少的收获。然而,有关投资效率的微观理论研究也没有证实中国的投资效率在下降。在对微观方面进行考证之外,在宏观层面还有两个便利的指标可以反映投资效率。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存货占GDP的比重。显然,存货与GDP的比重越高,则说明投资的效率越低。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1981至1990年间,存货占GDP的比重平均为6.8%;在1991至2000年间,该指标下降到4.3%;而在2001至2005年间,已经只有不到1%。存货占比的不断下降是我国投资主体由国有经济逐步转向民营经济的必然结果,是投资决策机制提高的反映。另一个指标是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之比。从理论推导看,这个指标就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出。在1991至2000年间,该指标为0.27,即一元的投资带来0.27元的GDP;在2001至2005年间,该指标为0.23,即一元的投资带来0.23元的GDP。所以,资本的边际产出并无明显的下降。而且,*关键的是,资本边际产出的波动率大幅度下降。资本边际产出波动率的下降反映了投资决策机制的改进和投资效率的提高的。上述分析可见,依据判断经济增长过快、投资水平过高等主要经济指标,我们还无法得出或者至少是无法有把握地得出“经济已经极度过热”这个结论。那么,在采取相关经济政策时就需要三思而后行了。同时,要时刻引起我们警惕的是,在经济增长的三大总需求(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中,如果短间内难以刺激作为国内需求的消费,同样作为国内需求的投资又被过分压制,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更加依靠摩擦不断的对外贸易,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问题也将日趋严重。总之,虽然我们无法有把握地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并据此采取方向明确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从长期政策取向上看,在采取切实措施刺激国内消费的同时,继续加快推动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以提高投资效率、改善投资结构,这一定是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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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3年第一季度)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举行。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自2006年创办“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以来举办的第25期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

内容提要: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是本文探讨的主题。提出这个命题的现实客观依据是中国经济基本上已经是市场经济,它具备五个方面的显著标志;提出这个命题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经济法学理论,它有三个最基本的内涵。中国法治经济的最核心的要求是打造约束权力的笼子,处理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中国法治经济的基础是完善产权制度规范,构建一个有利于促进产权最优配置的法律体系,通过对产权形态的选择和保护,提高财产的利用效率。建立法治经济的主体要求是完善市场运行规则,使交易成本最小化,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也要遵循自然规律与和谐包容的社会发展规律。

汪同三简介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教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胡乃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诚信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段亚林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刘凤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刘元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教授、院长助理陈彦斌教授等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和业界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

关键词:法治经济 产权保护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法经济学

汪同三博士,男,1948年7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宏观经济理论、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经济模型与经济分析与预测、产业政策研究等领域。 1978-1982,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学士; 1982-198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 1985-1986,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海外投资部,项目经理; 1987-1990,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 1986-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其中于1989年、1992年分别两次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95年被任命为副所长,1998年被任命为所长。2006年被推举为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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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及简介: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90年,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要成员; 1991年被社科院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 1996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要成员; 1997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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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K彩手机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适应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化和完善化的要求,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的重大命题。这意味着市场经济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受法律的制约。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与法治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法的产生与商品市场关系有联系,同时法治也是防范和消除市场弊端的重要手段。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条件,让改革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可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规范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弊端。因此,要以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全面依法治国部署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法治体系。

论文、专著: 1.《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系列报告1991年——2006年,第一执笔人,每篇约8000-10000字,社科文献出版社 2.《积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4月25日 3.《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人民日报》2008年4月7日 4.《在着力保增长中提高科学发展水平》,《人民日报》2009年1月7日 5.《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6日 6.《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对资本积累及投资结构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1月 7.《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0.8万字 8.《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6.3 9.《控制投资过快增长 大力加强薄弱环节》,1万字 10.《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11.《从宏观视角认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9日 12.《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机遇,在有效的应对中化解挑战——继续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日报》2011年1月10日 13.《把科学发展的主题贯穿<十二五>发展始终》,《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5月16日 14.《正确处理速度、结构、特价的关系》,《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10月14日 15.《认清经济形势 把握调控重点》,《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12月26日

冯惠玲常务副校长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对中国宏观论坛的举办表示重视和支持,并希望论坛越办越好,办成具有更高学术水准、更大社会影响力,在资政、经济发展方面都有推动效应的人民大学优秀品牌项目。她还高度评价了经济学院在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对经济学院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在新一轮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双双蝉联全国第一表示祝贺,并希望论坛的举办和学科建设互相支撑,互相促进。最后,冯惠玲常务副校长还对各合作单位、与会专家学者及新闻媒体等表示感谢。

关键词:法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产权保护制度

学 术 自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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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及简介: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黄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汪同三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于1986年到培育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数量经济学在中国属于新兴的一门学科,在迎头赶上之际,那一代数量经济学工作者,尤其是科班出身的他,有良好的机会参与国际/国内前沿的科研工作。例如,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主持的世界模型联接项目(Project LINK)与该所合作,尝试首次建立“中、美、日三国联接模型”,汪同三作为中国模型设计的主要研究人员,和同事一起钻研攻关,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并与世界模型联接成功。 1987年,数技经所投标承担了国家科委软科学重点项目“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研究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借鉴国外成果的同时,勇于创新,首次在国内采用了大道模型理论,成功地设计出中国的大道模型体系。汪同三是该模型的主要设计、研究和分析者之一。在世界经济计量学会1989年远东会议上,汪同三关于中国大道模型的论文受到大会重视,他本人也被指定为小组会议主席。同时,该项目出版的系列专著于1989年获社会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于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还是在1987年,汪同三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继续深造,师从中国最早的数量经济学家乌家培研究员,并于199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了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之一。汪同三撰写的博士论文《宏观经济模型论述》,在总结分析国外各种宏观经济模型的优缺点的基础上,针对当时中国改革状况,提出了社会主义宏观模型应具备的要素以及与西方模型的异同。论文被评为社科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依此出版的专著获社科院第二届优秀成果特别提名奖。好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历久弥新的,该专著在2007年再版后,依旧获得了广泛好评。 1991年,数技经所承担了总理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汪同三领导、组织和参加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研制,负责经济形势分析,组织预测指标的计算,并担任预测报告的主要执笔人。该项目在经济理论和模型技术上都有创新,课题组对中国经济形势运行做出了准确的把握和预测,这为中央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填补了我国在国际经济学界的一项空白。该课题的预测结果多次与实际数据仅有微小的差距,在我国同类预测中独占鳌头而广受赞誉。目前该课题组每年两次的经济预测成果,及其出版的系列《经济蓝皮书》多次被评为“全国十佳经济读物奖”,“全国优秀畅销书”等,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因为研究成果卓著,汪同三两次获得破格晋升,1989年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并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6年获得中国人事部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宏观经济模型和经济计量分析的经验,增进了汪同三对经济理论和现实世界的理解,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对中国经济和宏观调控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自2003年起,他一直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的起草工作,自2005年起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用自己的知识报效中国,为社会主义伟大建设尽绵薄之力。 经过近三十年的科研工作,汪同三发表和出版了数百万字的科研成果,涉及领域包括: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宏观经济模型、经济预测、收入分配、宏观调控、政策分析,等等。从中选出代表性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并非易事,难免挂一漏万,下面选取关于数量经济学理论和研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主要观点和主张做一简要介绍。 总结和发展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根据中国的改革历程,主张在转型社会主义模型中加强金融与财政政策的作用 通过对比和分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模型的特点,扬弃已有研究成果,总结出更准确地再现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与反映社会制度和人们行为的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并且及时地反映出经济改革所导致的经济机制的变化,是转型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模型的必然要求。由于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计划色彩必然存在,另外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短缺或者不平衡是常态,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模型必须走出早先的单纯供给导向的“迷谷”,同时又不能是单纯需求导向的。 早先的社会主义模型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不明显。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财政金融货币价格等方面的宏观调控,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模型中也必须加强相关内容。在改革初期,存在金融调控政策软弱和财政调控政策应用不足的问题,随着改革深化,金融市场机制和金融体系必然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财政政策的自主性更强,政策不当产生反作用的情况减少,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独立性增强,各司其职。中国宏观模型必须适应具体国情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经济理论-数理分析-经济计量分析的科学程式,加强模型方法与经验判断的有机结合,在模型中充分反映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通过政策分析和政策模拟,使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与中国财政金融体制的完善形成互动。 以汪同三为主要参与人员建立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既与早先的计划经济模型不同,例如价格从原先的外生变为部分内生,除了某些特殊商品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仍为外生的,总的价格水平和部门价格水平都成为了经济运行的结果;也与西方市场经济模型有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模型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决策机制、分配制度都不相同。这要求在理论基础、建模思路和方法上都有所突破。该模型成功参与了中美日三国模型的连接,至今还在经济分析、预测和政策模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实践中不断加强预测工作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提出衡量判断我国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以及预测中必须加强对经济发展转折点的预测 在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是否“过热”或者“过冷”的争论。分析判断经济形势要以经济发展规律为依据。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不尽相同,但不论什么经济系统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规律——经济波动规律。在制度相对稳定和具备结构自行调整机制的一般条件下,判断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有总体性指标、总供给与总需求之差、投资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率、物价、“瓶颈”部门的制约程度、存贷款比例、货币发行量、净出口、库存变化、非经济指标。经济处于高峰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过热”,经济总量指标增长很快只是经济过热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渡之中,市场机制尚未发挥充分作用、经济结构也不尽合理,这就使得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变得更加复杂。 在指标之间的表现方向相反时,不能简单地根据个别指标说经济是否过热,而应具体分析经济的哪些方面出现了问题。总量的问题要用总量的方法解决,结构的问题要施以结构的对策,归根到底,坚持不懈地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是防止经济过热的根本措施。 在总结了多年的预测经验后,汪同三认为要进一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必须着力消除模型本身的趋势外推惯性影响以及预测者的思维惯性影响。结合国内外形势,对模型不断进行修正,尤其要加强对经济发展转折点的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起伏变化较大,尽管从1992年以来,相邻两年的变化有所减小,但高增长年与低增长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例如1992年与1999年就相差了1倍,达7个百分点之多。这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几乎是没有的。这说明了中国在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程中,还有很多路要走,同时也表明,对经济发展的预测仍然有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出现转折点的时候。 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主要觀點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投資率偏高、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等結構性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有關,或者說這些經濟結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問題的反映。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或者说这些经济结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反映。因此,不斷提高居民收入,並根據形勢變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導向,是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一個重要著力點。因此,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导向,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隨著我國宏觀經濟總量的增長,一些經濟結構方面的問題也逐步突出起來。在宏觀層次上,收入分配問題造成的經濟結構不合理表現為投資率偏高。在宏观层次上,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表现为投资率偏高。投資率偏高是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投资率偏高是长期困扰我国的问题。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我們主動保持了較高的投資率。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我国主动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在制定“八五”計劃時,提出了30%的投資率指標,並以此投資率來綜合平衡宏觀經濟增長計劃。實現較高投資率是后發展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重要優勢,世界上不乏通過一定時期的高投資使本國經濟迅速增長的例子,但其投資率都沒有達到過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樣高的程度和這樣長的持續時間。投資和消費是國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長的一對矛盾,長期過高的投資率意味著長期偏低的消費率。投资和消费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长期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长期偏低的消费率。消費率低是即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障礙。消费率低是即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障碍。從長遠看,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當,會造成長期國內有效需求特別是國內消費需求不足,不利於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增長。从长远看,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当,会造成长期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長期的投資率偏高,再加上投資結構不合理,還會引起其他結構性問題的產生和惡化。长期的投资率偏高,再加上投资结构不合理,还会引起其他结构性问题的产生和恶化。投資率長期偏高又導致了另一個結構性問題: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增長滯后。投资率长期偏高又导致了另一个结构性问题: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增长滞后。投資增長過猛是造成經濟過熱時期三次產業結構失衡的重要因素。投资增长过猛是造成经济过热时期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而長期的投資率偏高以及投資結構不合理,則是導致三次產業結構不平衡加劇的基本原因之一。而长期的投资率偏高以及投资结构不合理,则是导致三次产业结构不平衡加剧的基本原因之一。投资增长过快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在微觀層次上,收入分配問題造成的經濟結構不合理表現為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在微观层次上,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於經濟增長速度。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无论城乡居民分别计算还是总体计算,居民收入增长都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特別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將造成較嚴重的經濟結構問題和社會問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将造成较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和社会问题。上述三个结构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或者说这些经济结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反映。 改革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国人收入水平,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着力点﹔而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政策的根本宗旨,也是在宏观调控中保持适当投资率、注意提高消费率的关键。增加居民收入,首先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在初次分配中取得报酬的份额的多少,不是简单地由社会中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这需要政府从制度上保护劳动者作为弱势一方的基本利益,在劳方与资方决定报酬水平的博弈中更多地支持劳动者这一弱势方。随着国力水平的提高,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应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其次,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这要求居民日常收入水平能够超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水平,逐步积累财产,还要求在全面提高所有居民收入水平的基础上,积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更加注重公平。政府要保证有一个健康的规范的市场环境,才能使广大群众由合法手段和渠道取得合法的财产,取得合法的财产性收入。 利用历史归纳方法,强调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并总结了中国1990年以来的三次经济增速下降时宏观调控的特点和经验 深入认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需要分析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政府干预是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的。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政府承担的职能远比发达国家政府更为广泛而复杂,政府干预更具有特殊必要性,其目标是多重的,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得更加丰富。 正确评价宏观调控效果,需要分析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的内涵。从政府干预的三方面的内容——微观规制、宏观调控、制度建设——的内涵可以看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虽然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注意与长期问题的解决有机结合起来,但宏观调控的重点主要是解决短期的经济稳定问题,调节总供需之间的不平衡。第二,虽然宏观调控效果是否明显依赖于经济社会制度框架,但宏观调控不能解决经济社会制度性问题。因此,在分析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时,不能把宏观调控的范围泛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先后出现了三次经济增速下降。1990~1991年“硬着陆”之后增速下降,中央采取了扩大投资的对策,通过人民银行注入资金的方式来启动市场。这次调控的特点在于所采用的措施主要是行政手段。1998~1999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以及国内结构性问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经济增速下滑,并出现了通货紧缩。中央及时进行宏观调控,从1998年起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扩大内需,保持宏观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这次调控的主要特点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国债投资的方向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使正在抑制经济过热、减缓增长速度的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降过快的问题。中央强调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这次调控的特点在于,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宏观调控手段,以经济手段为主。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宏观调控方面经历了特点各异的多次磨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宏观调控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当前,宏观调控思路清晰、决策正确,国家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见事早、动手快,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灵活性在不断增强。此轮调控,应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抓住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出扩大内需,政府切莫孤军作战 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内需、启动宏观经济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取得积极效果,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尽如人意。扩大投资需求,仅靠政府的投资拉动是不够的。国家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虽然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有投资,然而对于带动社会投资增加的作用却不十分明显。此外,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措施,增发国债的力度、扩大财政赤字的幅度均不宜连年维持下去。除非由于国内外重大因素影响,才可能延长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非国有投资不旺的根本原因不是一个单纯的投资资金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问题,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进一步用好用活国家财政投资,避免政府孤军作战,更好地带动社会投资的全面启动。 从长期来看,只有启动消费需求才能真正最终启动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增长。从扩大内需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仅依靠扩大投资需求还不足以有效拉动宏观经济增长,而必须实行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向启动。造成非国有投资增长停滞的原因同样主要是由于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消费不振的核心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合理。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为一些不合理的差距有所扩大,例如不同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应该合理拉开的收入差距没有拉开。例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收入差距,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等等。 因此汪同三呼吁,扩大内需,需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投资消费双向启动,加强启动消费力度。对已出台和正在研究制定一些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应该继续认真研究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扩大消费需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展各类教育事业,积极鼓励民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全面落实财政政策,有效用好财政资源;稳妥落实各项改革措施,稳定居民未来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教授致辞

初次分配格局调整与消费潜力释放

汪同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陈彦斌教授代表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困境的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陈彦斌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连续30多年接近10%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然而,高代价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与中国社会的“高增长依赖症”存在强烈冲突,中国因此陷入了增长困境。宏观调控政策无法破解当前的增长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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